股票上杠杆资金 为什么那么多人力挺魏齐？这不是跟秦国作对吗？最后：魏齐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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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魏齐之死，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范睢太有报仇的理由了，为什么虞卿、平原君、信陵君，乃至侯赢，竟然都力挺魏齐呢？
要知道他们这样帮着魏齐，不仅是跟范睢和秦国作对，同时也在跟自己的国家、国君和国法作对，真的至于吗？小孩子在读这种故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困惑，搞不清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从范睢早年的遭际来看，天然的同情心都会向着范睢，巴不得看他绝境逢生，大仇得报，但虞卿那些人都是史书当中光彩照人的正面形象，他们不计代价地助魏齐脱身，似乎也有一种远远超乎常人之上的高风亮节。这种矛盾冲突，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些问题关乎时代与人心的转变，值得好好谈谈。
如果说魏齐装无辜，骗取了正人君子们的信任，那么一来这就和魏齐在自刎那一刻表现出来的性格形象很难合拍，二来也太低估了虞卿等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如果说大家都是为了抗秦，这才不愿屈从于范睢和秦昭襄王的淫威，这也不合实情，因为在这几个人里，只有虞卿才称得上铁杆儿抗秦派，平原君和信陵君完全没有坚定的抗秦立场，只会随着时局变化而左右摇摆，侯赢虽然在后来为抗秦出过大力，但出发点只是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跟秦国反而没有太大关系。
展开剩余81%决定他们做出怎样选择的，首先是古老的宗法伦理，简单讲就是帮亲不帮理。正如平原君正面拒绝秦昭襄王的时候说过的话，说魏齐是自己的朋友，就算真在自己家里，自己也不会出卖朋友。
朋友做得对不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我当朋友，我就应该也拿他当朋友。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乃至拼上自己的家族和国家，也不能出卖朋友。
好吧，就算平原君的态度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但虞卿和信陵君呢，他们跟魏齐可不是朋友。信陵君跟魏齐好歹沾亲带故，都是魏国贵族，但虞卿出身草莽，跟魏齐的生活轨迹毫无交集，当魏齐从平原君家里脱身去投奔他的时候，这很可能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虞卿又是凭什么为了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就舍弃了功名利禄和远大前程，辜负了赵孝成王的知遇之恩和身为赵国总理的如山重任呢？
这背后就是战国时代的士人精神：在士人之间，阶层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当有人来投奔你，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你的时候，就等于认同了你的为人，而这种认同感相当于莫大的恭维——人家是因为看得起你才来投奔你，要么为什么不去投奔别人呢？这份“看得起”，有资格得到同等程度的回报，让人义不容辞。
这样一种价值观，你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前边讲过，“三家分晋”之后，豫让为智瑶复仇，理由就是：智瑶对自己以国士相待，自己就当以国士的标准回报智瑶。哪怕智瑶是个大魔王，人人都想得而诛之，哪怕豫让很清楚以一己之力完成复仇大业实在希望渺茫，但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这种价值观里来看虞卿和信陵君，人家魏齐一代大国总理，在绝境当中把身家性命交托出来，求自己收留，实在太给面子了。自己如果闭门不纳，就显得太不仗义了，从功利角度来看，自己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年的口碑从此可就毁了。至于范睢和魏齐之间的恩怨，到底谁对谁错，反而无关紧要。所以，如果有机会请虞卿他们评价范睢的复仇，他们大概率会投上赞成的一票，并不会认为范睢有错。
范睢的所作所为也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关于这种精神，司马迁有过两句话的经典总结，叫“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成语“睚眦必报”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看待恩仇，只会赞同“一饭之德必偿”，甚至会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却把“睚眦必报”当成了贬义词。我们通常都会劝人大度，莫生气，退一步海阔天空，诸如此类，这是平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食物链底端的生物谁都惹不起，当然怕惹麻烦。
战国时代正是贵族社会瓦解，平民社会成型的过渡期，不断褪色的贵族精神成为了少数贵族精神爱好者们拼死捍卫的旗帜。这一拼死捍卫，也就难免矫枉过正，表现形式会显得有点过分，甚至偏激。
雪上加霜的是，古代社会属于男权社会，男子汉如果热血上涌，重义轻生的话，完全不用跟老婆商量。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男女平权，女性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如果还有虞卿一样的豪侠人物要舍弃一切帮朋友逃亡的话，那么他老婆说什么都会拦着。
后人议论这段历史，往往各有各的角度。
东汉史学家荀悦著有一部《汉纪》，探讨政治得失，对虞卿、平原君、信陵君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他们虽然做出了常人不能及的举动，因此名动天下，但社会影响非常坏，“于是背亲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道废”。所谓“背亲死党”，也有说“背公死党”的，意思是说，把同党放在第一位，为同党去死都没问题，而父母也好，君主也好，官职责任也好，通通靠后。“死党”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本义是说能为同党去死。
虞卿这种背公死党，弃高官厚禄如敝履的情操显然会是李白钟爱的，所以李白在诗里说“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松兰相因依，萧艾徒丰茸”，意思是说，做人就该做堂堂君子，而君子自然和君子惺惺相惜，所以“远客投名贤，真堪写怀抱。若惜方寸心，待谁可倾倒。虞卿弃赵相，便与魏齐行”，人家虞卿和魏齐就是典范，一见倾心，肝胆相照，这才是人物。
见惯宦海沉浮的王安石更容易感叹世事无常，谁想得到魏齐这种大国总理竟然被小人物范睢一句话就要去了脑袋呢，所以王安石的诗是这么写的：“范睢相秦倾九州，一言立断魏齐头。世间祸福不可忽，篑中死尸能报仇。”
所谓“世间祸福不可忽”，范睢复仇事件在战国时代其实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换了从前的话，以范睢这种出身，要想找魏齐这种级别的大人物高调寻仇，完全不可想象。正是乱世提供了这种机会，让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血统和阶层的束缚，有机会呼风唤雨，有机会快意恩仇。我们可以把问题推衍一步：如果既希望人才能够跨阶层流动，又希望天下太平，可不可行呢？
科举制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发展到北宋才算真正成熟起来。这种成熟，可以让王安石顺利地从科举进入官场，也可以让王安石在做着太平宰相的时候也必须加着小心，天知道哪天开罪的哪个小人物忽然青云直上，对自己做点什么呢。人生跌宕起伏，祸福无常，再也找不回春秋以前宗法贵族时代的那份安稳和乏味了。
既然祸福无常，恩怨似乎就没有了执着的必要。明朝文坛宗主王世贞有这么几句酒后挥洒出来的诗句：“客不见魏齐声势同山丘，厕中死人断君头。鲸徒马食相堂下，当时溺（niào）者秦应侯。人生反覆难预期，精灵一别干忧随。请看草木有荣悴，荣者何恩怨者谁。”
范睢和魏齐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他们的得失成败，乃至所有人的得失成败，就像草木的荣枯一样，既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通通掌握在命运手里。
王世贞已经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人了，距离范睢和魏齐足有1700多年，轻易就能够看淡1700多年前的恩仇，但如果真的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哪可能想得这么洒脱呢？
下一讲我们就要进入周赧王五十七年（前258年）了，我们会看到在逼死魏齐之后，秦昭襄王并没有放过赵国，不但增兵强攻邯郸，还勉强白起出战。邯郸之战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把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吸引进来明争暗斗。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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